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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景华说：“你们对俘虏讲宽大，虽然吃了亏，但是我相信，你们的行动肯定会产生好影响的。”
●王央公致词说：“和平是必需的和最基本的，未来终将属于和平。”
●周恩来亲自批示：“要加强战俘的营养，采取急救措施。”
●中方宽待战俘中方阐述宽待俘虏政策
1951年4月，第五次战役打响，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先后投入数十万大军，虽然取得了歼灭“联合国军”及其南朝鲜军8�2万余名的巨大胜利，但未能达到预定的战役目标，打了个击溃战，没有歼灭“联合国军”完整建制的大部队。
当志愿军随身携带的粮弹耗尽而主动北撤时，替代麦克阿瑟接任“联合国军”总司令职务才42天的李奇微，看准志愿军因补给困难而无法持续作战的弱点，调集13个精锐师的兵力，用摩托化步兵、炮兵、坦克兵组成“特遣队”，沿公路线向后撤中的志愿军穷追猛打，并截断了部分志愿军队伍的归路，使志愿军队一度陷入前所未遇的被动境地。
5月下旬，志愿军终于顶住美军的大规模反击，稳定了战线。
一天，在东部战线金化附近的一处密林中，一支后撤下来的战斗部队与第九兵团前线指挥机关宿营在一起。
刚刚经历过浴血鏖战和长途行军的指战员们，衣着褴褛，精疲力尽，有的在裹伤，有的不顾野地上满是露水，倒下就呼呼大睡
第九兵团政治部宣传部长张景华急于了解作战部队在撤退中的思想情况，带着志愿军第九兵团政治部宣传部摄影员、摄影记者边震遐找到这支部队的干部。
张景华让边震遐临时为他作记录。同他们谈话的有两个人，一个是副营长，一个是教导员。张景华开门见山地问:“这次战役打得不理想，同志们有什么想法?对上级机关有什么意见?”
两位指挥员沉默着，谁也不愿先开口。不开口就要打瞌睡，他们实在太困了，只好强打精神睁开眼睛。
“你们营作为师的尖刀部队，打得非常出色嘛!”张景华鼓励道，“当然，这仗打得很艰苦，很残酷，正因为这样，我们才需要调查各种情况，很好地总结经验教训。”
谈到俘虏的问题时，副营长说:“咱们的俘虏政策，实在叫人想不通……”
接着，教导员说：“我们营是头一批渡过江的。一过江就按照预定路线向南猛插，一路上势如破竹。敌人毫无思想准备，一顿狠打他们就溃不成军。团里给我们营配了一名英语翻译，两名朝鲜语翻译。只要用英语或者朝语喊一通话，告诉他们已经被包围，缴枪不杀，晕头转向的美国兵和李承晚伪军就会丢下武器跟着咱们走……”
“跟着咱们走怎么行？”副营长又插上了话，“穿插任务时间紧迫，一分一秒都耽误不得，带着俘虏就会捆住手脚。当时有好些班排干部都主张就地处决他们。因为这些敌人暂时给打懵了，并不是真心想投降，一看咱们的后续部队没上来，不是逃跑，就会操起家伙再跟咱们干。”
“事实正是这样！”教导员一脸悲愤地讲起事情的缘由：
我和营长也曾经有过这样的念头，怕留下他们会招祸。可是，想到俘虏政策，想到战场纪律，咱们一点都不敢含糊:不打，不骂，不杀，不侮辱人格，不搜腰包，坚决按照政策要求办。我们让放下武器的敌人集中起来，点过数就让他们自动往北走，遇到志愿军的大部队再接受统一收容，负伤的俘虏也给包扎安顿好。他们丢下的枪炮没法带，我们就把枪机、弹梭和炮栓卸下丢进山沟里，想等到打完歼灭战以后再来收拾。哪里会料到我们的主力部队给敌人堵在半道上，不能按时完成对敌人的合围，结果这些俘虏一个也没有带出来。那天拂晓，在穿插路上最后一次战斗中，有20多个美国兵刚放下武器向后转，不知道他们又从哪里搞到一批枪枝，返回头来撵着我们的屁股打，我们营长就是给他们打死的。天亮之前如果不占领预定高地就要误大事，我们又不敢恋战，大伙儿气得嗷嗷叫，悔不该对这批混蛋手下留情！
张景华叹了口气说：“要是能抽几个战士押送一下就好了。”
副营长解释说：
我们营在强渡昭阳江的时候伤亡不小，一路上又不断减员。作为尖刀部队的战士，一突入敌后，个个都成了过河卒子，这样的精兵一人顶10人，个个得当车马炮用，怎么抽得出来让他们去押俘虏？
“这话就说得不够全面了。”张景华摇摇头，表示异议，“制订政策是从大局利益和长远利益出发的，执行政策必须有坚定性。碰了钉子出了纰漏可以分析研究找原因，但不能怀疑政策；你们对俘虏讲宽大，虽然吃了亏，但是我相信，你们的行动肯定会产生好影响的，至少敌人说我们抓了俘虏就杀的谣言，就会不攻自破。”
两位指挥员沉默了，看不出他们是服从了张景华部长的劝导，或者是在继续憋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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